劉力生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級教授。1954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先后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工作（任副院長、內科主任、教授的職務）；1980年赴美國參加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從事心血管病博士后研究。曾任世界衛生組織心血管病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中華心血管病學會主任委員、國際高血壓學會理事、美國心臟病學會重點（AHA）高血壓研究理事會國際研究員、世界衛生組織·發展中國家心血管病研究執行委員會共同主席；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衛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現任北京高血壓聯盟研究所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教授。共發表論文300多篇，其中國際論文60余篇。共培養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40余名。她率先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多中心前瞻性臨床研究，組織編寫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是國內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內科專家，中國高血壓研究領域的一位學術帶頭人。
采訪人：劉教授您好，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您帶領團隊率先進行高血壓臨床試驗，開展多項大規模前瞻性臨床研究。當時開展相關研究的契機是什么？請介紹下您領導組織修訂《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開展高血壓防治工作的情況。
劉力生教授：我國的高血壓防治工作并不是由我起步，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一直覺得任重道遠。高血壓是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險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幾位政治巨頭，如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都死于高血壓引發的心血管病、腦出血、心力衰竭。當時不但降壓藥沒有問世，公眾也沒有降壓的理念，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血壓是機體保持平衡的需要，如果降低血壓，可能影響腎功能”。打破這個誤區不容易，尤其像惡性高血壓等疾病都沒有辦法治療。
1948年，國際上才出現真正的降壓藥。阜外醫院的吳英愷院長也曾帶領團隊用交感神經切除的方法，治療一些惡性高血壓。降壓藥物出現以后，起初副作用比較大，比如可能阻斷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必然引發腸梗阻、體位性低血壓等，這些都是很麻煩的。再后來，降壓藥逐漸優化發展，比如節后交感神經抑制劑以及受體阻滯劑等等。國內第一個降壓藥應該是降壓靈，主要是蘿芙木、蛇根草一類的藥物。藥物治療對控制高血壓功不可沒。1929年，有一種治療惡性高血壓的“米食療法”（rice diet therapy），主要治療方式就是光吃米飯，不吃鹽，補充鉀。國際上治療方法也很少，那時有俄羅斯學者來訪時說道，冬天患者血壓上升，甚至會把一些患者安置在恒溫恒壓的艙里過冬?？偠灾菚r候應對高血壓的辦法不是很多。
1958年，形勢是要“高山低頭、河水讓路”，上海首先提出“讓高血壓低頭”的口號，我們也提出來“讓高血壓低頭、腫瘤讓路”，衛生部也采納了這個建議。當時全國組織了高血壓的協作組，包括研究理論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研究藥物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我所在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也是成員之一。我們一直同兩個研究所一起工作，承擔臨床任務。所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了全國血壓的抽樣調查工作，起初我們的高血壓患病率達到百分之五點多。
隨著人口老齡化、城市化發展等因素，患病率就增高了。高血壓患病率高，并非中國的特色，各個國家都如此，本身并不說明任何問題，關鍵在于知曉率（是否知道血壓高）、治療率（知道后是否接受治療），以及控制率。其他國家控制率大多在30%，美國“凱撒社區”的控制率可以達到80%、90%，我們的控制率還不到20%。
簡單來講，高血壓是無聲的殺手，必須以預防為主。不能坐等患者來門診找你。我們制定了許多指南——高血壓指南、基層指南、以及患者用藥的知識普及等等。指南能否落地走好“最后一公里”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了解。聯合國曾召開一次討論慢病的峰會，提出有四個嚴重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慢性病，心血管病就是其中之一。這項任務后來交給了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召集各國專家一起討論，提出HEARTS研究，“H”代表Healthy Lifestyle，健康生活方式?！?E”代表Evidence based，有循證醫學根據?！癆”代表Access to medication，藥物或者治療手段的可及性。“R”代表Risk stratification，按照輕重緩急分層。“T”代表Team work，團隊協作?！癝”代表Systematic monitoring，系統性監測。世衛組織前后組織多次會議推進HEARTS項目的落實，我的助手張新華教授（曾任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每次都參加。我們計劃在國內以省為單位開展這項工作，已在四個省進行調研，河南省衛健委非常支持。我們按照HEARTS方案，提供基層設備，每天監測患者測量血壓的情況。先是在河南省內搭建試點，逐漸擴大到河南省的一半規模，再后擴展到全省，我從2018年到現在去了8次鄭州,了解該項目的進展情況，到目前進展順利。
采訪人：劉教授，之前和您團隊的老師交流，他說高血壓治療既有醫學專業知識，可能還涉及社會學、哲學等方面的理念，您能分享一下您的體會和認識嗎？
劉力生教授：我最早受到的影響，一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大概20世紀60年代左右，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心天團隊首先在神經衰弱方面提出“生物-心理-社會”的概念，認為人不僅僅有生物屬性，也有心理屬性，而且是社會人。比如說看病要注重患者的心理作用，解釋什么是高血壓，讓患者心里不害怕。另外采用中醫、中藥的療法，比如氣功、太極拳等，曾經做過這樣的嘗試，治療了成批的患者。
20世紀80年代，劉力生教授在指導研究生做實驗
另一個影響我的是轉化醫學的理念。本世紀初，一直和我們合作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余國膺教授，告訴我們轉化醫學的概念，就是從實驗室到臨床、臨床再到社會。我們當時和德國MDC研究所合作，他們的Detlev Ganten教授也提倡轉化醫學，強調加快轉化的過程，比如一個新藥從發現到臨床應用平均要15年，就耽誤了治療。Detlev Ganten教授愿意在中國合作搭建一個中德聯合實驗室，實現從臨床到社區的轉化。我們有高血壓聯盟，我們有那么多社區，發揮我們的優勢很容易就能夠到基層。在Detlev Ganten教授的鼓勵之下，我們后來成立了實驗室。
如果研究結果不能轉化到社區，不能惠及所有的患者，有些患者如果不能及時就診，等意識到患高血壓再來就醫，可能已經發生腦卒中，那就晚了，來不及治療了，所以要盡早開始。在柏林舉辦的一次國際高血壓會上，分設了一個轉化醫學專場。當時會場座無虛席，我站在門口聽，作報告的人應該是Hans Brunner教授，在講關于轉化醫學的問題。我認為轉化醫學的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基礎-臨床-社區”。這些概念都不是我提出的，但是只要抓住重點，根據自己的優勢去發揮，就會做出成績來。比如HEARTS項目就是我們轉化到社區的一次實踐。只坐在醫院里講課，基層老百姓怎么聽到呢？要提高控制率，怎么提高呢？要扎扎實實地做事。
采訪人：先從知曉率開始下手。
劉力生教授：如果能夠知曉的話，起碼控制率可以提高10%。
采訪人：請您介紹當初怎樣設計首鋼模式，又怎樣推進開展？它的研究價值和創新點？
劉力生教授：一九六九年，響應“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中國醫學科學院組織了由阜外醫院、藥物所、基礎所和首鋼共同組建的“群防群治醫療隊”。我們到首鋼基層蹲點，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包括我和藥物研究所曾貴云、雷海鵬，還有基礎所、阜外醫院等單位的同事，一共12位。首鋼的保健系統比較完善，有一家醫院，那時候包括煉鐵、煉鋼車間和焦化廠等10個廠，每家工廠都有保健醫。
工廠出鐵的時候噴涌而出，溫度相當高，渣道溫度也很高。工人們不讓我們上前，怕把我們燒傷。當時工人的重病一般都是燒傷，醫院對工人的照顧也比較周到。出于職業敏感性，我們商量決定調查一下首鋼工人高血壓高發的原因。
我們跑遍各個廠，多方調研了解到，工人們出汗多，就愛喝鹽水。還有的工人從事重體力勞動，拿到補貼就喝酒。生活方式不健康。當時工人們有個認識誤區，就是覺得吃降壓藥有副作用。因為高血壓，有一位車間主任三十幾歲就得了腦出血，還有工人四十多歲就去世。一位姓張的勞動模范，低壓達到了140mmHg，卻因為看病缺勤會被扣工分不去醫院。后來我們為方便工人們就診，就把門診搬到焦化廠。雷海鵬教授發現，患者普遍有脖子發硬的癥狀，歪著脖子，很長時間抬不起來。中醫《傷寒論》中的太陽病，癥狀就是脖子發硬、背發直，由此他聯想到可以嘗試用中藥葛根治療。他騎自行車從首鋼出發,到藥物所拿到葛根，再騎回在北京師范大學的家，把葛根洗干凈煮成湯送到首鋼，一天不知要跑多少里路。后來我們又把葛根切成三錢一包，給患者帶回家熬著喝。經過嘗試確實療效很好，大伙兒對此交口稱贊。
我們在首鋼主要是為患者服務，把腦卒中的死亡率控制下來了，這一經驗后來在冶金系統推廣，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據說世界衛生組織后來也提出全世界推廣，我沒有拿到相關文件，不敢妄言。
采訪人：我看您也學過中醫，而且和黃宛教授一起發現了一種病。這項工作還是很有成就感吧？
劉力生教授：那個“縮窄性大動脈炎”的研究思路是黃宛教授的，黃宛讓我協助他開展一些病例查找等具體工作。我在病案室查間歇跛行無脈癥，還有先天性主動脈縮窄異位癥，大概找到十七位這樣的病例。黃宛據此提出了“大動脈縮窄”這個概念，這主要是黃宛的貢獻。
劉力生伏案工作時照片
采訪人：在過去的幾十年，您一直堅持做國際交流。我們了解到，您主持過老年收縮期高血壓的研究，就是在國際交流中逐漸確定的。
劉力生教授：“七五”課題的時候，我們起初想研究輕型高血壓的自然轉歸，那時候我和吳英愷教授常常一起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就把研究方案發給世界衛生組織審查。他們很認真地幫忙找了幾位專家，都覺得用安慰劑觀察輕型高血壓的自然轉歸已不可行，國際上已經證明輕型高血壓應該治療。我們對國外了解不多，那時候才意識到原定的這個項目不能做。然后怎么辦呢？世衛組織說，他們正在設計一個單純收縮期高血壓研究，邀請我們合作。我和劉國仗、比利時魯汶大學的A.Amery教授、Jan Staessen教授等，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見面討論方案，也發表了我們的意見。他們叫Syst-Europe，我們叫做Syst-China，同時開展老年收縮期高血壓研究。歐洲、中國一起商量方案，設計臨床實驗，各自總結、各自發表。中國的患者數量多，我們從中選取了2278個。后來在一次會議上，一位澳大利亞學者J.Chalmers教授提問說，中國和歐洲都做了這個實驗，結果有什么不同？我回答，主要的不同是中國證明了卒中的死亡率降低。證明死亡率不容易，歐洲證明了卒中發病率減少。
采訪人：我們聽下來，國際交流還是對我們的研究非常重要的。
劉力生教授：對，當然重要。不能關起門來做研究。
采訪人：您這一代科學家、醫學專家，普遍視野較為廣闊，社會責任感也很強，這與您的成長經歷是否有關？
劉力生教授：我父親就是老協和人。當時有一批協和畢業的人追隨劉瑞恒調到南京去，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記憶中父親常常半夜出診，只要患者需要，他都去。后來父親開了一家診所，原則是患者沒錢可以免費看病。協和所有人都是這樣做的。父親有7個子女，除了我在協和，其他兄弟姐妹也從事醫、藥、助產等相關工作。
劉力生在內蒙古察汗磞磞村防鼠疫時照片
我記得七七事變的時候，日本人認為用飛機轟炸就可以消滅中國人的斗志，滅亡中國，轟炸了上海、南京。當時防空意識淡薄，空襲時我父親就說“躲墻角”！可能覺得那里牢固一點。后來全家決定去蘇北，我母親家在如皋，如皋是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經過運河，看到運河里飄著死尸，就是“餓殍”。孩子們站在岸上，因饑餓都是大肚子。我們在如皋待了一個暑假，日本人侵略長江沿岸，我父親說，咱們趕緊離開如皋，去內地。到長江的時候，我們是用繩梯爬上船去的。到了南京也不敢停留，接著往九江廬山走，路上就很擁擠了。到九江廬山后，聽說了南京大屠殺，全世界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但是國際上很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殺，死了好幾十萬人啊，我覺得每一年的國家祭奠是應該的。
在廬山，我父親沒有工作和收入，但是全家生活還可以湊合。后來我們從廬山下來，先到漢口，再到重慶。1938年3月28日，我們一家到達重慶，當時我正好10歲。在當地念小學，聽不懂四川話，上課遲到打手板，打男生但不打女生。后來重慶也遭到轟炸，學校關門，我們就跑到重慶南岸，就是現在重慶的黃桷埡，那邊有個天然洞，有幾個花園，一個佟家花園，一個袁家花園，我們當時住在袁家花園。日本人進行疲勞轟炸，每天半夜拉警報，我母親緊張得不得了，我們往天然洞跑，跑著跑著說快趴下。我們就趴在竹林里，飛機飛下來，能看到日本人掃射，聽到子彈噼噼啪啪打下來。
后來我進南開中學讀書，時任校長是張伯苓。日本調動很多兵力，想從湖南打衡陽，切斷國民黨和中緬的出海口。打到獨山的時候，有教官來動員青年參加遠征軍。當時許多同學都報名了，在這個關鍵時刻，我是不如他們的，后來十分后悔。當時空軍死傷嚴重，那時候的學生都是瞞著家里去參軍。有一年在貴陽開會，我特意坐高鐵去看了獨山，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一個值得懷念的地方，我得去看看。
采訪人：您怎么理解協和的文化？
劉力生在協和醫學院
劉力生教授：嚴師出高徒。1949年我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協和的老師們都非常嚴格。我第一年進協和就面對大體解剖，我們的老師是張鋆?？荚嚽埃覀儼胍咕鸵タ词w，否則第二天考試背不出來。張鋆教授非常嚴格，雖然我們那么大了，他也會嚴厲批評我們。神經精神科的許英魁老師也很厲害，我們收患者的時候要報告病歷，并說出診斷，如果說“可能是”，他會說：“什么可能是？要說就是！”批評很嚴格。有一次在婦產科實習，住院大夫負責患者，我因為沒有責任，就睡覺去了。第二天產婦生了，葉惠芳大夫得知我沒在，就很客氣地說，“我要是你我就在這兒，否則你就看不到生產的過程?！睂ξ覀儊碚f，挨批評是有利于進步的。
1966年，我參加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賀彪帶隊的大別山醫療隊，同隊還有協和婦產科、兒科的大夫，一起去。賀彪同志是湖北人，把我們帶到湖北麻城。麻城的乘馬區靠近河南山區，是比較窮困的地方。我擔任隊長的小隊里有眼科大夫朱宣和、耳鼻喉科大夫鐘祖恩等等。因為長期艱辛勞動，村民患有腸穿孔、胃穿孔，男人患疝氣，女人患子宮脫垂很常見。醫療隊一到就開始緊張工作。我們就在王福店搭建一個臨時簡易的外科手術棚，作為手術室。白天患者很多，不能完全通過西藥治療，必須中西醫結合，用針灸等解決了不少問題。有患者牙疼的要命，就在村口等大夫來，我們針灸合谷穴有時候就治好了。在農村收獲了很多老百姓的認可和喜歡，常讓我覺得很幸福。當時有一個去英國留學的機會，但那時的我更愿意在鄉下待著，就拒絕了。
采訪人：劉老師，您作為一位科研工作者，從醫這么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您最大的堅持是哪方面的堅持？面對不太好克服的困難，或者說需要考驗的地方，您最大的堅持和取舍是什么？
劉力生教授：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歐洲組織了歐洲高血壓聯盟，要求必須是具有防控能力的集體才能參加，很多國家都很認同這個組織。1984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了世界高血壓聯盟。1989年，經外交部、衛生部批準，我們發起成立中國高血壓聯盟并加入世界高血壓聯盟。后來因為聯盟作為民間社團組織管理。因為我們前期在首鋼多年的高血壓防治工作，他們比較了解認可我，說可以以研究所的形式運轉，高血壓聯盟（中國）就這樣成立了。
現在我們在國家遺傳資源庫里面保存著許多臨床試驗的血標本，這就是資源。中國人有科研的精神，但科研的前提是要能找到標本，攢了那么多年標本很不容易，希望未來能發揮它們的作用。
現在我96歲，但是我覺得，團隊跟著我，我對他們還有責任，我得讓年輕人有前途。我們有首鋼經驗，有中美合作經驗，也得到了很多培訓機會。研究所成立至今20多年，我希望有些事情能夠繼續下去。中國是個高血壓大國，我們在世界高血壓聯盟里應該是做得很好的，真是很不容易。我希望我們國家還能夠繼續在高血壓方面保持既往的發言權和領先地位。
劉力生參加學術會議
河南是實施HEARTS項目的第一個省。我們每天都監測基層新增患者數、仍在服藥人數、腦卒中發生人數。除此之外，張紅葉教授從事關于鹽的問題研究，事事親力親為堅持下來了。我們和轉化醫學的Hans Brunner教授合作，在包括山東、河北、內蒙古在內的五個省，共29家養老院開展研究，持續了六七年。在食用鹽與高血壓風險的關系上，我們通過研究證實，攝入食物的鈉鉀比較單純減鹽更重要，人體補充了鉀，即使不減鹽，血壓也能降下來。
我們的團隊開展了一項歷時14年的研究，這項研究工作，就是想回答收縮壓在130-139mmHg、舒張壓在85-89mmHg之間要不要吃藥的問題，結果表明，這種情況不需要用藥。
希望有人能夠繼續堅持下去。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謝謝你們來。
采訪人：謝謝劉老師。
供稿：新聞中心
編輯：戴申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