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創新藥研發領域，怎樣才能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我國由制藥大國向制藥強國轉變？以下四位藥學界兩院院士發表了觀點。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凱先：高度重視原始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和原創藥物研發的投入力度。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廣基：細胞治療藥物研發不僅需要突破傳統藥物研發中的許多技術瓶頸，還要在安全性、有效性、質量控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銳：醫科院藥物所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走獨具特色的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打造出品種快速孵育轉化的“內循環協和模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蔣建東：要真正推進新藥研發和產業化，必須克服產學研一體化中的諸多難題。
中國生物醫藥行業近年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國家在藥物研發領域的政策支持、資金投入和技術突破，使我國成為全球藥品市場的重要一員。近日，由中國醫學科學院主辦，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藥物研究所、醫藥生物技術研究所、醫學生物學研究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科學研究院承辦的第三屆中國藥學事業發展大會在北京市召開。與會專家表示，近年來，我國創新藥研發熱情空前高漲，獲批上市的藥品數量持續增加，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依然存在原始創新能力不足、一些技術瓶頸有待突破等問題。
新藥研發進全球第二梯隊前列
隨著國家在醫藥創新領域戰略布局的深化，特別是“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實施，我國生物醫藥行業迎來了飛速發展的機遇。國家藥監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11月22日，國家藥監局批準一類創新藥38個，其中中藥3個、化藥20個、生物制品15個，另有已完成技術審評待審批的創新藥1個。另外，我國近5年批準的化藥及治療用生物制品，在重大公共衛生疾病、惡性腫瘤等嚴重危及生命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多個疾病適應證領域實現了治療藥物的首次批準和更迭，持續推進了罕見病用藥、兒童用藥領域的新藥和好藥上市，不斷滿足了患者臨床用藥需求。
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表示，我國在新藥研發管線和上市數量指標上已步入全球第二梯隊的前列，特別是在臨床研究和藥物創新的速度上展現出強大的增長潛力。
然而，盡管數量上取得了快速增長，但我國創新藥研發在原始創新能力方面仍顯不足。陳凱先分析認為，原始創新，即從“零”到“一”的突破，代表了技術進步的核心。整體上，我國的藥物研發仍集中在模仿創新上，原創性突破較為稀缺。這種創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藥物研發的科學意義和市場價值。以腫瘤、免疫性疾病為例，國內藥物研發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創新點集中在少數熱門靶點上，真正的“first-in-class”（首創）新藥還相當缺乏。
此外，陳凱先還表示，跟蹤式創新模式還制約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搶占全球市場的先機。盡管某些類別的獲批新藥數量超過了國外，但在全球藥品市場所占的份額上，我國仍處于較低水平。例如，國外最早研發上市的兩種腫瘤免疫治療抗體藥物就占據了該類藥物全球銷售額的73%，而我國批準的該類藥物品種為10多種，市場份額僅占4%。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藥科大學教授王廣基進一步指出，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作為生物醫藥領域的重要研發方向，正逐漸成為新藥研發熱點。然而，我國在這些領域的原始創新和技術積累還不夠深厚。王廣基認為，細胞治療藥物研發不僅需要突破傳統藥物研發中的許多技術瓶頸，還要在安全性、有效性、質量控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王廣基表示，細胞治療藥物在體內的增殖過程非常復雜，需要通過更先進的技術手段進行精確追蹤和監控。目前，盡管我國在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的研究上取得了初步進展，但真正能夠與國際頂尖水平競爭的核心技術依然缺乏。
陳凱先指出，原始創新對基礎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要求更高，探索性更強，因而研發周期更長，失敗的風險更高。這就要求我國要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同時加強資本市場和審評審批政策等各環節對原始創新的支持，營造有利于原始創新、有利于涌現更多從“零”到“一”技術突破的生態環境。
創新鏈布局應進一步完善
新發展階段，在我國藥物研發體系中，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定位須進一步明確，創新鏈的布局要進一步優化和完善。陳凱先介紹，過去，國內藥企的研發能力相對薄弱，技術和人才不足，大多數只能研發仿制藥物。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的引導支持和改革的深化推進，不少企業的創新藥研發能力不斷提升，一些老牌企業向創新研發方向轉型，新興生物技術公司快速崛起，使我國藥物研發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與過去新藥研發主要依賴科研院所和大學不同，現在我國藥物研發的主體已經轉向企業。”陳凱先介紹，目前，我國每年研發獲批的新藥大多來源于企業。這種變化反映了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在新藥研發和產業化過程中，企業發揮的作用日益顯著。
陳凱先表示，然而，在一些核心技術和前沿領域，尤其是關系到原始創新的新靶點和新機制發現等方面，多數藥企仍然力不從心。因此，科研院所、大學和藥企的角色應該要有相應的側重和調整。科研院所和大學應將更多精力集中在原始創新、新靶點發現及新機制探索上，并通過加強與企業的合作，為企業的藥物研發不斷開辟新的前沿方向，提供關鍵核心技術支撐，建立新的賽道，引導企業避免過度的同質化競爭，從而引領整個行業技術的進步。
陳凱先說：“科研院所和大學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國際化視野，加強與國際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吸引全球人才，尤其是在基礎性研究和原始創新領域，爭取有更多的科研突破。”
產學研一體化的有效實踐
2024年7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全鏈條支持創新藥發展實施方案》，提出要調動各方面科技創新資源，強化新藥創制基礎研究，夯實我國創新藥發展根基。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院院長蔣建東認為，科研院所和企業作為創新藥研發的重要科技創新資源，二者之間密切合作，即構建緊密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至關重要。
然而，產學研一體化模式的構建并不容易，許多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不順利，導致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新藥。蔣建東認為，要真正推進新藥研發和產業化，必須克服產學研一體化中的諸多難題。
在科研院所與企業合作方面，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以下簡稱醫科院藥物所）通過與所辦企業的深度合作，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創新藥物研發轉化模式，為產學研一體化提供了有益借鑒。
蔣建東介紹，醫科院藥物所不僅是一家國家級藥學科研機構，還辦了多家企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所辦企業模式。在該模式下，醫科院藥物所不依賴企業營利，允許其自主發展，并以技術輸出和原創新藥轉化的方式支持其發展，提高所辦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種模式的關鍵在于其管理機制：雖然醫科院藥物所與所辦企業均是獨立的法人單位，但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大多來自醫科院藥物所，確保了科研成果能夠迅速轉化為產品。
對此，蔣建東解釋，正是由于所辦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來自醫科院藥物所，原創新藥的轉化機制才更為順暢，少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蔣建東說：“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常常充滿不確定性和漫長的談判周期。這些談判可能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有時企業的管理層更換也會影響談判的進展。醫科院藥物所與所辦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可以確保合作關系較為穩定，讓藥物所開發的原創新藥能在所辦企業迅速投入生產。這種效率和速度遠超一般的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
蔣建東表示，這種模式也有效避免了科研成果的外泄。例如，醫科院藥物所在確保所辦企業生產環節的保密性和嚴密性符合要求后，才會將其開發的保密藥品交由所辦企業規模化生產。醫科院藥物所與所辦企業之間通過嚴格的保密協議和技術控制，確保核心技術和商業秘密的安全。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執行所長王銳表示，醫科院藥物所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走獨具特色的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打造以醫科院藥物所創新藥物研發為核心的品種快速孵育轉化的“內循環協和模式”。該模式以醫科院藥物所為策源地，中下游涵蓋了多家所辦企業。依托該產學研一體化的孵化模式，由醫科院藥物所研制的雙環醇、人工麝香、紫杉醇注射液、靈孢多糖注射液等多個新藥得以獲批上市、投入生產、進入市場。
“醫科院藥物所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長時間的積累和經驗。中國原創新藥的研發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挑戰，而醫科院藥物所的成功模式正是應對這一形勢的有效實踐。未來，國家應繼續支持這一模式，幫助更多的科研機構實現高效的科研成果轉化，同時鼓勵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的長期合作。”蔣建東說。
未來的突破方向在哪
陳凱先表示，未來，我國要在全球藥品市場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突破。
首先，高度重視原始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和原創藥物研發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在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前沿領域，我國必須聚焦核心技術的攻關，加強與國際同行的合作與交流。
其次，優化產學研一體化模式。科研機構與企業的深度合作，能夠確保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產品，并推進創新藥物產業化。在這一過程中，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至關重要。因此，我國必須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為科研人員發揮創新提供保障，同時加強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互動與合作，解決技術轉化過程中的瓶頸問題，為我國藥物研發注入新的動力。
再次，要抓住新的技術革命浪潮帶來的發展機遇。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新興技術的迅速發展，藥物研發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這些新技術將大幅提高藥物研發效率，縮短研發周期，降低成本，并加速創新藥物市場化進程。陳凱先指出，未來，新興顛覆性技術平臺的建設將成為推進藥物研發的重要舉措。
最后，加強“出海”和國際化合作。隨著全球藥品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國際化合作將成為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的必然選擇。通過與國際藥企、科研機構合作，中國藥企不僅能夠汲取和借鑒國際經驗，也將有力推進國際市場的拓展，加快創新藥物“出海”。
來源：健康報 2024年12月6日第五版
